八十九教书育人
1988年，江宁卫生学校升格为科局级，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又由于县里接收了省里委托的智力援藏的任务，江宁卫校要承担办西藏班的重任。也可能与我当年从部队转业时就闹着要去卫校有关，在卫校的领导班子调整时，组织上想到了我，决定让我兼任卫校常务副校长职务，主持卫校工作。
江宁卫校不大，在校生1000人上下，开办的专业主要有医士、护士、药济士、检验士、助产士、公共卫生、卫生统计和卫生财会等专业。单位虽小，但它毕竟是个实体。
人、财、物我一人独揽，论权力那比副局长大多了，当然，身上的担子也重多了。在部队时从事了20年的医学临床工作，最后的8年又是在军事院校中工作，按理说对教育、尤其是医学教育并不陌生，但真的走上了医学教育岗位之后还真的不太适应。教育和卫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你当医生是内行不等于你搞医学教育就是内行。如果说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学生所学的知识我都有所了解。
任命都任命了，来也来了，硬着头皮也得干呀，不懂就学呗，好得那时年轻，边干边学。经过一年时间，对卫校的一套工作程序就摸得差不多了，无非是招生、开学、上课、放假，剩下的就是对过程的管理。
我们学校一直遵循着精干高效的办学原则，注重质量，注重管理，注重内涵。我校的办学成果得到了省市县政府和广大群众的认可。江宁卫校成了江宁县乃至南京市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无论是内宾外宾到江宁，卫校是必到单位。国际上先后有摩洛哥卫生大臣、毛里塔尼亚主席、佛得角共和国总理、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坦桑尼亚革命党代表团、黎巴嫩共产党代表团、欧洲议会对华关系访华代表团、哥斯达黎加立法大会代表团、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代表团、苏联作家代表团、冈比亚人民进步党代表团、泰国基金会联盟代表团、玻璃维亚众议院代表团、印度南南团结组织代表团等个国家的领导代表前来参观。
国内的30多个省市教育、卫生部门先后组团前来参观。国家教委、国家卫生部、国家民委、西藏自治区卫生厅的领导也先后来校检查指导。中央电视台、民族画报社、新华日报、南京日报、金陵晚报、江苏经济报、南京电视台以及江宁日报社、江宁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对我校进行多角度的报道。省、市教育、卫生厅、局多次在我校召开现场会议和经验交流。学校的教学、管理多次受到省、市、县政府有表彰。先后被省爱卫会评为“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市政府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省教委评为“合格学校”、“成人中等教育示范学校”。
除此之外，还先后被市、县政府表彰为：先进集体、文明单位、卫生红旗单位、绿化达标单位、成人教育先进集体、安全生产先进集体、爱国卫生红旗单位、德育先进学校、先进党支部等。
那些年卫校毕业生吃香，许多人为了跳农门，纷纷放弃读高中的机会报考卫校，卫校招生的分数线比县中还要高，招生录取也在高中之前。于是上卫校成了那些年的一大热门，每到中考时期上上下下、亲戚朋友，打招乎的、递条子的、打电话的、找上门的，让你应接不暇，而凡是找你的都是分数不高的，那时候招生名额是限定的，计划外一个也不准招。
如何应对这些难题成了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其中最难办的要数头头脑脑交办的事，办吧往往难度很大，而且是帮了头头的忙，就要违心地从百姓的子女中卡下一个名额，不办吧这些人又得罪不起。
难怪有人说相声演员姜昆当上了说唱艺术团团长后，家中贴着这样一幅对联：上联，我能够办我不去办我不够意思，下联，我不能办你让我办你不够朋友，横批，你看着办。这都是逼出来呀！在别人的眼里我那段时间最吃香，那么多人找我帮忙，可有谁知道我的苦衷，这种苦是说不出的苦，那么多纸条，那么多的电话，回是回不掉，躲又躲不开，有时上班时间就躲到其他单位去，一到家就把电话线拔掉，真是伤透了脑筋。每年的招生阶段都得这样渡过，这种现象持续到1997年。
九十智力援藏
江苏省按照国务院的智力援藏计划，接收了承办西藏中专班的任务，而这项任务就通过省教委和省卫生厅委托给江宁卫校。1989年起，我校每年要为西藏自治区代培一个卫生专业的中专班。
第一期西藏班，虽说只召收了20名藏族学生，可她们的到来陡然改变了学校原有的的教学和管理秩序，这些学生都是十三四岁的女孩子，文化基础差，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相当于内地的小学毕业水平，她们的到来使得学校的管理工作增加了新的内容。内地班好办，该上课上课，该放假放假。
可西藏班不同，她们入学后的四年时间里，一年365天，天天在校，加上她们有许多少数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让你一时半会琢磨不透，对她们的管理一刻也大意不得，闹不好一点小事就上升成民族矛盾。自从办了西藏班以后，我办公室的电话联系的范围就大多了，不仅仅是省市教委、民委、卫生厅局，还时常接到国家教委、国家民委和国家公安部的电话，通报西藏地区的治安情况，询问西藏班学生的反应。
有一次，为了西藏学生的生活补贴费问题，内地班和西藏班闹矛盾，这事要在平时，班主任就能处理了，可这一次竟然惊动了县长，并由县统战部逐级向上反应，一直闹到国务院办公厅。好家伙，等到上报的材料再从上往下返回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附上国务院办公厅批文，而且批文上都有许多国务委员圈阅、签名的字样，国家对内地西藏班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第一批都是些女孩子，多数是西藏的上层人物的子女，加上江苏省财政补贴，经济上没什么问题。为了让她们高兴，原本可以按时上下班的校园生活被打乱，往往是该下班时不能下班，该休息时不能休息。有几次半夜被叫醒，说是藏族学生在南京打架被派出所抓起来了，要校长去协调，这种情况再累也得去呀。
随着西藏班班级的增加，在校的西藏学生由当初的20人增加到100多，由单一女生发展为男女混班。打架斗殴、酗酒闹事也时常发生。随着招生的延续，后来招收的学生多为农牧民子女和援藏干部子女，家庭经济状况和学生的文化基础都明显下降，管理的难更大了。
尽管如此，经过全校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西藏班办得有声有色。1989年至2002年，前后14个年头，总共为西藏代培了8个班，其中临床检验3个班80人、妇幼医士2个班75人、医士1个班29人、公共卫生1个班39人、护理1个班人，培养了241名毕业生。
别看人数不多，可这些学生来自西藏自治区各个市县，毕业后都分配在西藏县级以上的医疗卫生单位。别看他们只是中专学历，可回到西藏以后，她们中许多人竟是所在单位唯一受过专业培训的技术人员，成为单位业务技术的骨干。江宁卫校办西藏班的成果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也受到西藏自治区政府和国家教委的肯定，江宁卫校也因为办西藏班而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名声大振。
九十一拜访杜平将军
杜平是开国中将，是原南京军区政治委员，许世友的老搭档。1992年中央顾问委员会解散，杜平也退休在南京休息。
受张道渭局长的委托，让我去邀请杜平老将军来江宁。外界传言说我家与杜政委有私交，其实那还是老岳父的事，最多也就是爱人桂兰的事。
早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时期，杜政委化名杜大九在江宁方山登点，当时就住在我岳父家，理由是我岳父是个老贫农、老党员，老劳模，根正苗红，政治可靠。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上的可靠是十分重要的。
同吃同住半年多，杜政委回军区了，从此与老田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往后的日子互有来往，爱人的当兵也就是杜政委帮的忙。至于我，从来没见过杜政委，这次让我去邀请，我还是带上夫人一同前往，否则，人家不认识我。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了南京宁海路的一幢古老的别墅，大铁门紧闲着，我按了一下门铃，一位警卫战士从门镜里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找杜平老政委，我们联系好的，战士让我等着，电话与政委家人联系证实后才开门，战士有礼貌地说了声，请！我们一进门，家人就把我们引进了会客厅，杜政委已经在等候了。
我们给老将军敬了个礼，将军让我们坐下，还让我们吃水果。我环视了一下，客厅不算很大，大约三十个平方，墙壁上挂满了名人字画，其中有武中奇的、有慰天池的、有迟浩田的，有张爱萍的，还有朱熹的，不难看出，老将军爱书法，也十珍惜名人字画。我们说明了来意，老人欣然答应了我们的邀请。
第二天上午十时许，一辆黑色的大奔驰缓缓开进了江宁县卫生局，最先下车的是保卫干事，随后是保健医生，一行四人被早早守候在楼下的我等引进了会客室。
老将军刚坐下，张道渭局长赶忙亲自给将军泡了一杯上好的明前茶，可保卫干事立马给将军递上了自己带来的早已泡好了茶的茶壶，这举动着实让我等感到意外，更令张道渭局长措手不及，见此状况，保卫干事连忙解释说，首长习惯于自己带茶，这才缓解了当时当时尴尬气氛。
由于老将军在方山待过一段时间，大家开心地回忆过去的岁月，畅谈着陈年往事。中午，县长蔡敬东陪同，共进午餐。就这样，老将军在85岁高龄时以民间走访的身份，在38年前“社教”登点过的江宁，度过了愉快的一天，老将军还与大家合影留念，并为我等留下了《春华秋实》的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