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刘福州触电

    在滨海时我和刘长义住一起,女兵和几个男战士住在我们后面一排平房,刘福州的宿舍和我们隔窗相对。一个盛夏的夜晚,十二点左右,夜深人静,一阵惨烈的女子呼叫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声音就在后面,像是刘福州。出了什么事?

    我和刘长义一下从蚊帐里钻出来,没来得及穿衣服,套个拖鞋就跑了过去。宿舍门窗关着,没亮灯啥也看不清,人也进不去,惨叫声还在继续,会不会是触电了?惊叫声引来了更多的男战士,人们七嘴八舌,有的说赶快报告领导,有的说快去拉电闸,慌乱之时我推了一下窗户,嘿!窗户竟然没上插销,被我给推开了。

    在场的算我年长,要说姜还是老的辣,我拿了个手电跳窗而入,看见刘福州身上有一根铁丝,我知道不能用手抓,弄不好同归于尽,于是脱下一只拖鞋,用塑料拖鞋把铁丝挑开,这一招还真灵,刘福州立即不叫了,再一看,刘福州成了泥猴。

    原来是刘福州下夜班洗完澡晾衣服,在把湿衣服往铁丝上晾时,因为破损电线缠在铁丝上,铁丝带电,湿衣服往上放时,手拉断了带电的铁丝,并把铁丝带到自己的身上而触电。可能是由于电流量小,只是难受而不致命,造成以上惊险一幕。

    次日采访刘福州当时的感受时,她说了许多,其中最精彩的一句是“人到死时真想活”。

    五十七大将风度

    上世纪70年代初,74师后勤修理所有一名战士,姓王,大家都叫他小王。档案记载他是北京入伍,父母都是普通工人。这名战士为人很好,只是给人的感觉好像与众不同,用当时的标准衡量,多少有点娇气,他自己有一把小提琴,花起钱来也显得有些大手大脚。

    那个年代,大家都穷,战士每月6元津贴费,许多人还得往家里寄钱,由不得你乱花,自己拥有小提琴那更是不可能的事。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小王入伍三年一直被看成是个公子哥儿,没能取得多大进步,更谈不上入党提干了。

    记得是73年秋天,从北京来了个战士家属,说是修理所小王的哥哥。此人到过修理所和弟弟见面之后,就直接找到了师首长。表明了身份,说明了事情的原由,讲清了自己的来意,请求师里年底让修理所小王退伍。结果,战士小王不久就退伍回北京了。

    小王退伍以后,关于小王的事传开了。原来这小王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工人子弟,而是开国大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树声的小儿子。而那位来队家属便是王树声的长子。

    小王入伍时,王树声将军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在部队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得到实实在在的锻炼,就隐瞒了真实身份,给儿子做了份假档案,以一名普通工人子弟来到了74师。由于没人知道小王的真实身份,因而,小王当兵几年也没受到任何人的优待。

    现在看来,虽然老将军的儿子在部队表现一般,当了三年兵既没入党,也没提干,但老将军的这种风度实在是令人敬佩!也令当今社会的一些当官的汗颜。不是吗?时下,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儿们,凭借自己的势力,拉关系,走后门,有的甚至于攀龙附凤乃至冒充高官子弟,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从而谋取私利。相比之下,眼下这些官儿们显得何等的渺小!人们颂扬正直,渴望清官,期待王树声老将军这样的高官再现!

    五十八革命的婚礼

    27岁的我,经过一番恋爱,又通过了双方组织的政治审核,确认男女双方根正苗红,祖孙三代没有重大历史问题,可以结为夫妇。于是,我们决定75年国庆节结婚。之前我们拍了结婚照,双军人的结婚照简单,穿一身不旧的军装就行了。

    9月27号带上单位介绍信,在小营派出所进行了结婚登记。后来我女儿问我,为什么27号而不等到28号领结婚证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27号是星期天,平时没空,二是因为那个年代没人讲究这些。

    领了结婚证三天后就是国庆节,这期间我们得买家俱、布置新房。那年头买家具要凭结婚证,家具不论大件小件,只能买4件。可以买夹板床、大立柜、五斗橱,也可以买方凳,我们权衡了一下当时的经济实力,夹板床、大立柜、五斗橱每件都要两三百,实在买不起,结果买了一张铁架子床,一张饭桌和两个方凳。

    双方家庭给准备了两床棉花胎、两床床单、一对枕头、姐姐送了一床毛毯,我们自己准备了一对木箱、一个碗橱、一床毛巾被,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全部家当。

    国庆节晚饭后,我和爱人都换上了新军装,配戴好新的帽徽领章,在军区大院24号楼二楼的一间屋子里举行婚礼。所谓婚礼,其实很简单,不办酒,也不收礼,就是在屋子里摆上些喜糖、花生、苹果、香烟,军区门诊部外科的同事轮流来到屋子里道喜,大家吃吃糖,抽支烟,说上几句祝福的话。因为屋子小,客人还不能久留,待一会就得离开,因为前客还得让后客。

    就这样一批批前来祝贺的战友,热热闹闹地持续到晚上9点半左右,我们的婚礼就这样结束了。婚礼全过程没有主持人,双方父母和亲友也没到场。现在看来,这样的婚礼简直是不可思议,可在那个的年代是很普遍、很正常的,名曰革命的婚礼。

    五十九初为人父

    结婚以后,爱人就怀孕了,预产期是第二年的七月份。也巧,第二年的四月份组织上派我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举办的防治腰腿痛学习班,时间是三个月,其间正好是爱人的预产期。

    那个代,物资匮乏,白糖、鸡蛋、猪肉什么都紧张,临产前我经常在街上转,希望能买到些营养品,可总是无功而返。有一次运气好,碰到了卖蛋糕的,我赶紧买了一些,以备着好在爱人生养时排上用场。

    可那时是七月天,气温很高,又没冰箱,没几天就发霉了。好得在爱人临产前几天,我们学习班集体去安徽三界坦克部队体验生活,回来时在三界买到了老母鸡。三界的鸡特便宜,5毛钱一斤,我花了5块钱买了4只老母鸡。

    预产期过了一天又一天,医生建议用肥皂水灌肠摧产,结果还真灵,7月16日晚上灌的肠,17日凌晨就有动静了,随即住进了军区总院待产,下午两点多女儿诞生。由于假期已经结束,部队催促我归队,爱人在南京军区总院住了三天就到方山去做月子了,好在有妈妈在,整个月子都由妈妈负责照应。

    女儿的出世给家里增添了不少的快乐,但那一年实在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毛泽东、朱德相继去世,国人悲伤,四人邦捣乱;天气异常地炎热,乡下避暑条件差;物质供应紧张,鸡鱼肉蛋都凭计划供应;加上到处闹地震,一个正在做月子的产妇和一个70多岁的老太,带着个奶娃娃,警报一响家里还不能待,到处东躲西藏。我远在苏北滨海,根本就帮不上忙,现在想想,当时真够难为她们的了。那个年代兵荒马乱,人们给乱怕了,人心思定,这也是后来给女儿取名“静”的重要因素。

    次年春天,我探亲休假,妈妈说老家有事得回去一趟,问我能不能带几天孩子?,我满口答应,心想,我这么个大人带个小娃难道还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妈妈走后,真的给我这个当爸爸的经历了一次考验。

    白天还好,睡觉就放在摇篮里摇摇,醒了,抱着孩子在外面转转,中途爱人回来喂一次奶,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一到晚上我就犯愁,那时候讲突出政治,爱人每天晚上7-9点要去单位政治学习,那时候的政治学习其实也就是读报,这两个小时可不好办。

    孩子要喝奶,要妈妈,一个劲地哭闹,怎么哄都不行。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用玩具哄不行,给她唱催眠曲也不行,用手指头沾上糖冒充奶嘴放她嘴里不管用,把闹钟放在她耳边模仿摇篮的声音也不灵,没办法,只能抱着她在屋子里来回地转,盼望着她妈妈早点回来。而越是着急时间过和越慢,每天都在焦急、盼望中度过那难敖的两小时。说来也怪,孩子一见到妈妈,还没开始喂奶,立马就不哭了,真让人想不明白,看来,在孩子的心目中,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