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军垦农场
部队来到了吴江农场，刚驻扎下来就接到上级通知：因太湖流域有血吸虫病流行，部队所有人员一律不准下湖游泳。是啊，吴江农场是围湖造田，太湖被围的部分都是湖滩，都是些芦苇荡，而芦苇荡正是釘螺的孳生地，太湖水中有钉螺就不足为奇了。而且我们看到当地的老百姓中就有血吸虫病患者，我们还看到一些老百姓在用药水灭螺，可见，这一带真的是有血吸虫病流行的哟。不知道当初部队围湖造田时，是否有人感染血吸虫病，去年体检时做B超说我的脾脏上有几个钙化点，看来有可能是当初隐性感染过血吸虫哟，细想想，这当个庄稼兵也不容易，辛苦不说，还冒着感染血吸虫病的危险。
来到了农场，看到了自己儿时就熟悉的水稻，而且是大面积的水稻。看到了部队官兵一个个晒得黑巴溜秋，除了穿的是军装之外，和老百姓没什么两样。还有上千人的一个大学生营，那些来自上海的大姑娘、小伙子衣着更是五花八门。部队没有营房，机关都住在老百姓家里，连队和大学生都住在简易地茅草棚里，几十人住在一个大房间。连队战士还好，大学生营的宿舍就乱了，大通道的两边是床铺，中间是一条长长的铁丝，铁丝上挂满了乱七八糟的衣物，就象是联合国门前的国旗。每次出诊都要从那些旗子下面穿过。部队吃的是自来水，老百姓吃的是井水，而那里的井水是咸的，烧汤都不用放盐，稀饭也是咸的，可难吃了。军民混杂在一起，知道的是军垦农场，不知道的很象是个劳改农场。我们三营卫生所一共三个人，军医姓陆，是个老同志，他住在营部，我和卫生员黄贵祥住在一家姓常的老乡家里，俩口子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我们每天除了下连队巡诊之外，还帮助老乡担水、打扫卫生，老乡对我们很好，有时候还弄点菜请我们喝口酒。我在吴江的一年时间，前半年就是住在老乡家的，那时候条件虽差，过得还挺快乐。
1970年下半年，也不知道是哪位领导看中了我，把我从吴江的营卫生所调到了泰州的师医院。放到现在，一个没有后台的人，没人帮忙想离开农场，那是很难办到的事哟。
三十六聪明的炊事员
部队在苏州吴江时，连队有个炊事员，安徽人，小伙子活泼可爱，鬼点子也多，当了三年兵的他，一心想在当地找个对象，好在退伍时带走。
有一次他约一个女孩看电影，当电影院的灯关了以后，战士从裤兜里掏出一包东西，并顺手递给女孩一个。女孩接到手，感觉到这东西软软的，还有点粘乎乎的，不知是啥没敢吃。战士一看女孩不吃，就做了个示范动作，自己先吃一个，示意对方这是好吃的东西，顺手又递过去一个。女孩看看战士，觉得再不吃就不好了，于是就做了个吃东西的动作，假装着在吃，战士看到女孩吃得还挺快，就不断在给她递过去，直到吃完。其实，女孩一个也没吃，给她的东西她都放在手帕里包着呢。电影散了，出了电影院，女孩打开手帕一看，原来是一包猪头肉。事后，战士把这故事讲给伙伴听，这个笑话，好长一段时间在营区流传。
就是这个小战士，在一次烧开水是丢了性命。事情是这样的：他看到有人用一根皮管插到水池里，灌满水后用手堵住一端拉出皮管，松手后水就会自动的往外流。尽管他不懂这是虹吸原理，但他觉得这是个简便易行的好办法。一次烧开水时，他想起了这个办法，就用一根皮管放到开水锅里，然后拉出一端，企图让开水自动往桶里流。可由于皮管中有了空气，开水并不往外流，这是他就用嘴吸，谁知这一吸把开水吸进口腔，造成了口腔严重烫伤。战友们立即打电话向卫生队求救，由于情况紧急，没等到救护车赶到，战友们就用担架抬着往卫生队送，可就在他们护送到途中，还未与救护车相遇时，这名聪明可爱的炊事员就已因喉头水肿而窒息死亡了。
三十七和余秋雨相处的日子
我调到师医院之前是吴江那个团二营卫生所的助理军医。吴江农场有个大学生营，一千多大学生来自上海各高校，我负责大学生营的保健。余秋雨当时也是来农场劳动锻炼的大学生营成员，由于他能说会道又能写，被留在营部当文书，我是大学生营的医生，我们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他比我大两岁，我们关系很好。记得有一次“破四旧”，上级要求学生把手中不健康的反书全部上交，结果收了满满一屋子，而堆书的库房钥匙就在余秋雨手里，有一天，我让他打开库房让我看看学生们都上交些什么反书，看的结果是大出我的预料，哪有什么反书？全是当时市面上买不到的好书。我让余秋雨拿一本给我看看，他偷偷地拿了一本《唐诗三百首》给我，那本《唐诗三百首》上有上交人的名子，封面上写着惠晓燕三个字，我问此人是谁？余秋雨告诉我，她是江苏省省长惠裕宇的女儿。我不认识惠晓燕，可那本书我俏俏地收藏了好多年，一直不敢说，要不是改革开放，现在也不能说。
当时的余秋雨过人之处就是嘴巴特能讲，同学之间包括和当兵的的辩论，他总是赢的多，但这人从不讲蛮理，总是以理服人，给人的感觉是他的知识面很广，懂的比一般人要多。有一次，我们俩坐在办公室聊天，前面水稻田埂上一歪一扭的走来一个女生，我就说，你看她走路像是跳舞，看来这城里人就是娇气。余秋雨不赞成我的说法，他说：你不能用你的眼光来评价她，你是农村出身，又在部队锻炼了那么多年，走这田埂当然没问题，而她是城里人，是个学生，从来没走过这种泥泞的路，能吃下这个苦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这样评论她是不公平的。我听了他的一番话，总还想反驳两句，可实在是无话可说。半年之后，他们的劳动锻炼结束了，要回上海了，分别时他送我一张戴着解放军棉帽穿着军大衣的半寸照片，背面写着“送给王永和留念”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九十年代，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余秋雨已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后来又看到了他的《文化苦旅》等著作，并看到他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当评委。从电视上看他比38年前显老了，但说话的表情乃至动作还是当年那样。我曾在他的博客上试图与他联系，可一直没回音，后来我从他的自述中看到他写到在，吴江农场劳动锻炼的哪一段，写了不少内容，但用四个可以概括，那就是“刻骨铭心”，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恨，毕竟大学生毕业以后又到农场锻炼一年，这是个新鲜事，而且当时的劳动锻炼给人的感觉就是劳动改造，多少带些强制性，是件不太体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