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吐故纳新
1968年下半年，毛主席发出一个最新指示，叫做“吐故纳新”，指的是共产党内也要不断清除糟粕，吸收新鲜血液，以保持党的生命力。在落实这个指示的同时还对新党员的入党程序进行了改革，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取消新党员的入党预备期，支部通过、上级党委批准之日即为正式党员。
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个年代，毛主席的最新指一发表，要立即宣传落实，晚上发表的要连夜宣传。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单位开始了吐故纳新，我的印象是吐故没有吐掉谁，纳新倒是正而八经的纳了一下。
我们单位的具体方案是这样的：把所有申请入党的人员名单在宣传栏上公布，发动群众评论，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从十几个中确定5-7人为后选人。各个党小组再召开小组会讨论，再召开支委会，由小组长向支部汇报，从中确定3人为发展对象。再把发展对象的主要成绩和优缺点公布于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再次召开支委会确定入党对象，经支部大会通过，报上级党委批准。忙了几个月，最后就发展一名党员，而这个人就是我。1969年2月，我在皖南农村参加巡回医疗，中途接到单位通知，叫我回来参加支部大会，通过我的入党。支部大会上我得到了全票通过，就这样，我成了我们单位的一名新党员，也是落实毛主席吐故纳新指示的第一批新党员，同时也是我们卫生队有史以来第一个没有预备期的党员。
那个年代军校都停止了招生，军官都是从战士中直接选拔。入党、提干不存在开后门，更不需要请客送礼，完全凭个人的表现。记得那时候全国正在批判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意思是入党动机要纯，要有牢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雄心壮志。不能带着私心入党，不能投机取巧，不能为了当官而入党。无巧不成书，我1969年2月份入党，同年月份就提升为助理军医，成为排级军官。
三十赛车
前些天带外孙洗澡，外孙问我：“外公，你这胳膊肘儿怎么会有那么大一个疤痕呀”？我骗他说是打仗时受的伤。孩子一听说是打仗受的伤，就一个劲地追问是怎么受的伤？是和谁打仗？是日本鬼子还是美国鬼子？无奈之下我只好说了实情。
1967年，自己入伍第三个年头，也算是个老兵了。有一天，炊事班长约我学骑自行车。那年代自行车还是稀罕的东西，不是随便就能借到的，炊事班长的自行车是伙房用来买菜的，一般人拿不到，因为他是班长才可以用的。我们俩稍稍地来到一个操场，经过认真刻苦地学习，半天功夫就学会了。能自己上车了，只是那自行车龙头总是不听使唤，越是害怕撞上的地方往往是偏偏撞上去，不过，这种现象很快就克服了。上下自如，能快能慢，自以为技术已经很不错了。
有一天我约炊事班长出去比赛，比赛只能在公路上比了，那时候柏油马路很少，皖南山区的公路都是石子路，也不是很平坦。一上路我就抢先领跑，我越骑越快，炊事班长紧随其后。就在我很得意的时候，他突然加速，从我的左侧超车，在他将要超过我的时候，他的后轮碰到了我的前轮，由于车速太快难于控制，我龙头一晃车子翻倒在地。这一翻车，我一下蹿出去好几米远，右肘部着地，一看坏事了，自行车龙头跌歪了，衬衣袖子擦破了一个大口子，肘部的皮肉擦掉一大块，鲜血直滴，骨头都露出来了，伤口里沾上了许多碎石子。算了，比赛是比不成了，我忍着疼痛，用手帕包扎好伤口，赶紧推着车子打道回府吧。
因为是自己闯的祸，害怕领导批评，就自己给自己清洗伤口，悄悄地包扎好，再吃点消炎药。怕被别人发现，大热天好得把衬衣袖子放下来挡住伤口，每天偷偷地自己给自己换药，足足半个月伤口才愈合，但是右肘后方留下了一道永久性疤痕。
三十一帮战友谈恋爱
1968年，当兵三年也算个老兵了，如果不提干，退伍也就是一两年之内的事，而能在部队提干那只是凤毛麟角，一般人都不太敢想。于是一些战友开始为退伍后做准备，所谓做准备也就是找对象。那个年代不允许战士在部队驻地谈恋爱，那就只能在家乡找了。
我的一个战友叫孔德明，江苏仪征人，是我的好朋友，加上仪征与六合相临，我们也算是老乡了。经人介绍，他在仪征老家找了个对象，对方还在仪征县胥浦中学读高中。几次通信之后，对方觉得读书期间谈恋爱不好，一是影响学习，二是同学之间老拿她开玩笑，于是提出暂时不谈，等到高中毕业以后再说，小孔一听急了，赶紧找我商量对策。我们俩商量的结果是，不行，不能让她溜了，要穷追不舍。既定的方针就是给她造舆论，给人以既成事实的感觉，让她不谈也得谈。具体的办法就是加大攻势，不间断地往她学校写信，信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封，信封要醒目，字要用毛笔写，写得大大的，下面的落款注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而这个关键的环节——信封，就由本人来策划，并由我来书写。经过几封书信之后，对方直喊同学舆论受不了，要求小孔不要再往学校写信。你别说，现在看来，我们当年的广告意识还是挺强的。我们俩一合计，认为这就是我们所要的效果，要趁热打铁。于是变本加利，火上加油，企图一鼓足气拿下这个堡垒。谁知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姑娘翻脸了，明确的提出不谈了。于是乎，事态急转直下，最后发展到写信讽刺、挖苦、攻击对方，而即使是那些讽刺、挖苦、攻击的信，也都是由我策划的。但终因女方不理不睬，事隔数月只好作罢。就这样，原本有可能促成的一桩婚姻就这样给弄糟了。
事后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小孔也没责怪我，朋友照样是朋友。1969年10月，就在我们把此事几乎记忆了的时候，可能是当时高校停止了招生，那女孩高中毕业了，无学可上，经小孔家人的努力，那女孩又回心转意了，他们俩又谈起来了。也可能是当时我已经决定要调走，而那时候搞得很神密，大家都以为是上前线打仗，不便再牵涉我的精力，也可能是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这次小孔没和我透露一点消息。一直到我调到苏州吴江之后，也就是1970年初，小孔来信请我参加他的婚礼，而且告诉我，新娘还是那个姑娘。我考虑再三，这个婚礼我是万万不能参加的，前次的那些个馊主意都是我出的，现在人家成了夫妻，见了面我能说些什么？我拒绝了小孔的宴请，并从此与他断绝了联系。从那以后，这种烟袋头事我再也不干了。